春花不止于江南
——去明代北京反向赏花

　　明 谢环 《香山九老图》局部

　　明 沈周《杏花图》局部

　　明 谢环《杏园雅集图》局部

　　清 邹一桂《藤花芍药图》

　　提起春日赏花，春花现代人的不止北京第一反应就是下江南。每年三、于江四月，明代江浙一带都挤满了前来赏花的赏花游客。然而早在明代，春花有个叫宋启明的不止北京文人就曾暗示过赏花也可以“反向”，他在《长安问花记》中记载道：“燕地苦寒，于江惟草花异种最多，明代江南委之水滨篱外者，赏花无不酿艳蒸芳，春花鲜奇炫目，不止北京至有不能辨名者。于江”北京的明代地形与气候复杂多样，反而为植物的赏花生长与繁殖创造了特殊的适宜条件。现代人不妨去看看古人如何在北京赏花吧！

　　春花必赏榜

　　牡丹 芍药 杏花 海棠

　　赏花若是绕过牡丹，好像有点说不过去。自唐宋以来，牡丹的风头直接盖过了所有花，素有“国色天香”“花中之王”的美誉，洛阳牡丹更是名满天下。最迟于辽代，北京就已大范围种植牡丹。至明代北京，牡丹不再只出现于皇家园林，城市街道、私家园林、私人宅邸以及寺庙等地也都种植了大量的牡丹，平民百姓在春日里也可一睹牡丹的芳华。

　　不过确切给了牡丹“国花”名分的，还是在明代中后期。在当时的一些史料与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明代人将牡丹称为“国花”。如《帝京景物略》载：“寺（极乐寺），天启初年犹未毁也，门外古柳，殿前古松，寺左国花堂牡丹。”又如万历三十八年（公元1610），公安派诗人袁中道曾游历京师极乐寺，他在《游居柿录》中写道：“极乐寺左有国花堂，前堂以牡丹得名。记癸卯夏，一中贵造此堂，既成，招石洋与予饮，伶人演《白兔记》。座中中贵五六人，皆哭欲绝，遂不成欢而别。”五六个宫廷内侍坐在国花堂，一边看戏，一边赏花，最后哭到伤心欲绝地走了，这个赏花体验感的确丰富。

　　古代北京赏花有牡丹，自然不会少了芍药。北宋文人王禹偁（chēng）曾赞芍药：“百花之中，其名最古。”芍药花大而香，色泽绚丽，有“花相”“花仙”之称。早在先秦时期，芍药就被作为观赏植物，如《郑风·溱洧（wěi）》：“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芍药。”唐宋时期，古人若是想观赏芍药，肯定去扬州。到了明代，随着政治、文化中心的迁移，北京成为了芍药的新栽培中心。据刘若愚《酌中志》载：“寿皇殿之东曰永寿殿，植牡丹、芍药甚多。”“四月，初四日宫眷内臣换穿纱衣，钦赐京官扇柄，牡丹盛后，即设席赏芍药花也。”宫廷内苑种满了牡丹和芍药，皇帝还设席邀请官员们前来观赏。宫廷外的城郊与园林，也都是芍药花的天下，老百姓们可随时与芍药来个约会。

　　除了牡丹与芍药外，杏花也在古代北京赏花的“必赏榜”中。这不由得让现代人有点困惑，不是有“杏花春雨江南”这个说法吗？怎么古代北京的春天里还有杏花可赏？事实上，杏在我们国家北方地区生长更为普遍，历来也都有“南梅北杏”的说法，只是后来杏有一个向南迁移的过程。

　　杏花又名为甜梅花、北梅花、杏海花、野杏花。早春开花时，极为繁茂。在元代时期，北京城外、城东都曾大量栽种杏树。当时的齐化门外，还有一个专门栽种杏而出名的“杏园”，即董宇定的私家园林。到了明代，北京更是广植杏树以供平民百姓游赏。每到杏花盛开之时，雪白的花朵在春日的照耀下如梦似幻，有诗云：“红云看不彻，漠漠杏林花。”因此，明代北京的二月又被称为“杏月”。

　　此外，海棠、藤花等也都是古代北京春花的“必赏榜”。如《帝京景物略》：“（海棠）上西府，次贴梗，次垂丝，赝者木瓜。辨之以其叶，木瓜花先叶，海棠叶先花。”仅是海棠花，在明代的北京就已有三个品种，可见古代北京的春日有多绚烂。

　　赏花网红打卡地

　　高梁桥 韦公寺 梁氏园 惠安伯园

　　古人外出赏花要看日子，花朝节、清明节、寒食节等民俗节日是外出赏花的大好日子。不过花朝节多在二月，此时北京的天气还非常寒冷，所以赏花活动大多都在私人宅院里进行。明代的袁宏道偏不信邪，他在《满井游记》中写道：“燕地寒，花朝节后，余寒犹厉。冻风时作，作则飞沙走砾。局促一室之内，欲出不得。每冒风驰行，未百步辄返。”每到花朝节，他想作死出门赏花时，在外冻得没走到一百步就又回家了。

　　到了清明节，春暖花开，北京郊边的风景区就挤满了游客。明代的北京游客最喜欢去高梁桥、草桥一带去踏青游赏。据《长安客话》卷三记载：“春时柳堤垂青，西山朝夕设色以娱游人。都城士女藉草班荆，曾无余隙，殆一佳胜地也。”尤其是高梁桥一带“桃柳当候”，各个阶层的人都前来赏花，“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”。

　　古代北京的寺观也是春日赏花的好去处。据《北京岁华记》记载：“四月初一日，戒坛开，城中人多往西山。初八日，各寺浴佛。十三日，上药王庙。诸花盛发，白石庄、三里河、高梁桥外皆贵感花场，好事邀宾客游之。”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韦公寺，又名“弘善寺”，位于左安门外，明正德年间的宦官韦霦（bīn）创建。当时明代的北京有“七奇树”，韦公寺庙占了三棵，所以它名气很大。

　　《帝京景物略》中有大篇幅文字描绘韦公寺的春日美景，如“花时鲜红新绿”的苹婆、“花不敢懈”的西府海棠、“旷然容数十席”的柰子树……甚至有不少游客因为赏花赏到天黑，于是就住在了韦公寺。当时游历京师的文人雅士为韦公寺的海棠写过大量的诗篇，如明代末年士人王崇简《看海棠行》：“凤城西南报国寺，海棠双树藏幽邃……燕京此花驰声价，韦祠为最此为亚。”除了韦公寺外，北京其余寺观由于地理位置及历史原因等因素，栽种的春花各有不同，每个寺观都有自己的“特色春花”。到了春日赏花季，各个寺观还会举行赏花活动，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雅士与平民百姓前去观赏。

　　赏花佳地自然少不了私家园林。明代有不少文人雅士在北京建造了私家园林，并以自己的喜好与精神向往种植了大量观赏植物。春日自然要去梁氏园。梁氏园又称梁家园，或简称为“梁园”。早在明代成化年间就已闻名。明代文学家刘定之在《游梁氏园记》中记述：“牡丹开于谷雨后，于候为鸣鸠拂其羽、戴胜降于桑之间……园有龙槐，共酌其下……”程敏政作《梁园赏花诗引》追忆往事时，提及：“园之牡丹、芍药几十亩。每花时，云锦布地，香冉冉闻里余。”可见当时梁园大量种植了牡丹、芍药，还有龙槐树等。

　　假如梁园人太多，古人还可以去惠安伯园，又名张园。据《燕都游览志》记载：“原太傅惠安伯张公园，在嘉兴观之右，牡丹芍药各数百亩，花时主人制小竹兜，供游客行花胜中。”去赏花的时候，园林主人还会提供小竹兜，也就是轻便的竹制小轿子，这样游客既可以忘我地赏花，又可以避免踩踏花田。大概园林主人太客气了，更夸张的事情来了。有的游客居然不打算走了，直接睡在花丛中，“蜂蝶群亦乱相失，有迷归径暮宿花中者”。

　　著名的赏花雅集

　　杏园雅集 玉堂赏花会

　　现代人一提起春日雅集，脑子里就会出现东晋时期的“兰亭雅集”，什么曲水流觞、宴饮赋诗……此时，身在北方的文人雅士表示不服，毕竟咱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春日赏花雅集。

　　这就不得不提到明代正统二年（1437）的“杏园雅集”。杏园雅集的发起人是当时的台阁体诗人杨荣，地点就是他的府邸杏园。那天是三月一日，官员们放假的日子，也正是园中杏花盛开的季节。杨荣邀请了与他并称台阁“三杨”中的另外两位，即杨士奇、杨溥，还有王英、王直、周述、钱习礼、李时勉、陈循这些朝廷高官。为了给这次杏园雅集留下“合影”，宫廷画师谢环也被邀请在内，于是他画下了著名的《杏园雅集图》。从画面中来看，杏园中松树交相掩映，杏花绽放，园中还配有小桥流水、假山屏石。参加雅集的几位高官坐在杏园中，品茗赏花，纵情闲谈。杨士奇《杏园雅集图序》记载：“园有林木泉石之胜，时卉竞芳，香气芬茀，建安公喜嘉客之集也，凡所以资娱乐者悉具。”

　　杏园雅集虽美，但从《杏园雅集图》中来看，官员们赏花赏得有点过于严肃，连官服都没换。过了21年后，也就是明代天顺二年（1458），内阁大学士李贤、彭时、吕原等人决定在内阁举办一次赏花雅集。明代学者黄瑜《双槐岁抄》卷八记载：“文渊阁右植芍药，有台……贤赋诗十章，阁院宫寮咸和，汇成曰《玉堂赏花诗集》。”这些大学士们聚集在一起，相互酬唱赋诗，汇成了《玉堂赏花诗集》，于是人们也将这次雅集称为“玉堂赏花会”。

　　大概是玉堂赏花会给的灵感，不仅后来的内阁馆臣们争相唱和，延续佳话，文人雅士们更是将赏花唱和作为了诗社团体活动的“保留节目”，更有一个诗社干脆就叫“赏花会”。

　　不过要论赏花的风雅，还得是独抒性灵的公安派诗人袁宏道。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袁宏道到达北京后，约上好友一起去惠安伯园亭观赏牡丹和芍药，他在诗中写道：“古树暗房栊，登楼只辨红。分畦将匝地，合焰欲焚空。蝶醉轻绡目，莺梢援絮风。主人营一世，身老众香中。”袁宏道对于赏花非常痴迷，但若问他为什么不像王羲之在兰亭雅集中那么放浪形骸，是不是有偶像包袱，必须端着？还真不是，那是因为他对赏花除了热爱之外，还有对花的敬畏之情。

　　早在唐代，罗虬在《花九锡》中记录了唐代宫廷的赏花仪式，其中的“酒赏”为袁宏道所反对。袁宏道认为“酒赏”会冒犯花神，极力推崇“茗赏”。他还认为赏花不仅要选良辰，还要择良地：“夫赏花有地有时，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，皆为唐突……温花宜晴日，宜轻寒，宜华堂……”袁宏道赏花是真讲究。

　　明代中后期，文人雅集结社之风日盛，尤以赏花为主题的宴游活动蔚然成风。这不仅是明代文人拓展政治文化影响力的途径，更是他们安顿心灵、寻求精神自适的一种生活美学方式。

　　明代北京赏花之风盛行，既为士庶平添了踏青斗草的雅趣，更因种植栽培观赏型植物之需，而带动了花木种植、园圃经营等产业的兴盛。春日京城的花香里，竟藏着半部京华风物志。

　　文并供图/金陵小岱

　　(友情提示：4月花正繁，读完本文后想进入现实之中访花、赏花的朋友，请参阅12版相关内容。)